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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初《津关令》的立法目的

2017/02/05  阅读 (0 )

简介:一、控制大量人口以维护统治 在古代社会,人口兼有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兵役的主要来源等多重属性,因而是统治者增强实力,维护统治的重要资源。控制大量的稳

  一、控制大量人口以维护统治
  在古代社会,人口兼有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兵役的主要来源等多重属性,因而是统治者增强实力,维护统治的重要资源。控制大量的稳定的人口历来是统治者施政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这也是汉初颁布《津关令》所要达到的一大目标。战国时,梁惠王就曾向孟子请教,“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指向的就是人口问题。秦末战乱频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避乱于山泽之间。到西汉立国,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已经少而又少。史载,“初,高祖封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时兵革之余,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尤其严峻,“楚汉战争结束时,关中残存的人口很少,从惠帝时仅五十万左右推算,当时人口不满四十万” 。不难理解,实际控制人口的不足是汉初统治者的一大“心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津关令》第一条“越塞阑关令”应运而生。令文称:一、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令。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四八八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其非所为而擅为传出入津关,以四八九传令、阑令论,及所为传者。又规定,“诸诈袭人符传出入塞之津关,未出入而得,皆赎城旦舂;将吏智(知)其请(情),与同罪” 。也就是说,汉初人员出入津关必须有政府颁发的符、传,并接受守关官吏的盘查。违者将视情节处以刑罚,相关人员负连带责任。而之所以汉初统治者如此大费周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检括人口,增加编户齐民。战乱以来人口的急剧流失,使得增加民数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高祖五年(前202)春二月,刘邦即位为皇帝,五月便下诏书指向户籍问题。“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在以优厚的条件诱使人民自觉纳入到汉王朝编户齐民下的同时,派官吏督促,以期显著增加政府控制的人口数量。然而,这一政策的成效似乎并不明显。
  至高祖八年(前199),政府在户籍问题上的态度便强硬了起来。这年十月,南郡处理了一起“狱吏舍匿无名数男子的案件”,并由此引发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尚未纳入到编户齐民体制的民众自觉申报户口,违者处以不得赎免的惩罚。“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者,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虽然此“令”未必从属于《津关令》的条文,但把检括人口作为一个背景来探讨《津关令》颁布的出发点,也可说是站得住脚的。其次,防止“实关中”人口逃亡。面对立国之初关中凋敝,人口稀少的局面,高祖七年(前200),刘邦接受娄敬“实关中”的建议,将“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共计十万余口,迁到关中居住。被迁至关中的故六国贵族之后以及豪强之家,与其说响应新政权的号令,毋宁说屈从于武力的威慑。这些人既在故地治有产业,又习惯于故土人情,所以被迁入关中的人难免心有怨言。而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代的人有着浓厚的故国情结。《史记》、《汉书》为故六国人立传多交待其“国”说明了这一点,如“张耳者,大梁人也”、“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史记》),“陆贾,楚人也”、“朱建,楚人也”、“娄敬,齐人也”(《汉书》)。因此,一旦有机会,这些被迫迁徙关中的人口便设法逃回故国。
  二、抓住黄金以稳定经济
  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汉初所设津关有征收关税的性质,但《津关令》的颁布则有经济目的。从令文上看,这点是明确的。“其令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汉初政府对“黄金”、“黄金器”、“铜”等贵金属输出关中的明确禁令,实际上是要把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禁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当时黄金执行着货币职能,而铜执行着部分货币职能。在汉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稳定货币是汉王朝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事实上,货币的重要性在秦时已为人所认识。秦统一全国后,以黄金与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按《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近似地可以认为,秦朝执行了金铜双本位的币制。
  至汉立国,因袭秦制,仍以金、铜为国家法定货币。所不同的是,改黄金计量单位“溢”为“斤”,而铜钱币制在开放私铸的影响下,较秦朝远为紊乱。从高祖“令民铸荚钱”,到高后二年(前186)“铸八铢钱”、六年铸“五分钱” 、文帝五年(前175)铸“四铢钱” 、武帝建元元年到元鼎二年又有五次改币制,直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年)铸“上官五铢钱”,铸币权收归中央,币制从此才较为稳定。即在《津关令》的颁布时间范围内,汉朝通行的铜币为“荚钱”,而这种铜币是允许私铸的。如此一来,货币发行量就失去了控制,随之而起便是“通货膨胀”。史载,“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在此的情况下,“黄金”成为汉初的“硬通货”,更好地发挥“黄金”的货币职能成为汉朝稳定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
  三、蓄马匹、广铜铁以整军备
  前文提到《津关令》对铜、铁出关的限制。而《津关令》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马匹的限制。在现存18 则令条中,有8 则与马匹相关,陈伟将这些令条统称为“涉马诸令”。涉马诸令不厌其烦地规定买马程序,并有对马匹通关的严格管制。总的来说,不论铜、铁,还是马匹,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军事资源,因而,汉初对铜铁、马匹的严格限令,其直接目的当与整顿军备有关。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这是本来以军事理由来限制输出,可见汉代关津原则的性质是以军事警察为目的的”。众所周知,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即位为皇帝定都洛阳。后听从娄敬的建议,当年迁都关中。娄敬建言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可见,汉初政权远非稳固,故六国贵族仍有实力威胁刘姓江山。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征韩王信为匈奴困于白登长达七日之久,更暴露出军事上的不足。因此,汉王朝不得不采取措施整顿军备,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马匹”成为西汉政府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在西汉,马匹不仅仅是传驿系统下的主要交通工具,更是组建强大骑兵的先决条件。汉初统治者对骑兵战术意义的认识是具体而深刻的。公元前204 年彭城之战,刘邦集结了一支五十六万人的部队伐楚,却被项羽率领的三万骑兵打得大败,一战损失十多万士卒。汉军只得沿山路向南逃,又在灵璧东的睢水被项羽骑兵追上,于是“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以至于“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对刘邦来说,这是血与泪的教训。此后不久,刘邦便组建了汉军骑兵部队,并很快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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