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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西方媒体对涉华暴恐事件报道立场原因

2016/11/05  阅读 (0 )

简介:一、中国受暴恐袭击与西方媒体报道情况 长期以来,中国特有的国情与内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发生恐怖袭击可能性较低,受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影响也较小。然而,受到恐怖

    一、中国受暴恐袭击与西方媒体报道情况
  长期以来,中国特有的国情与内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发生恐怖袭击可能性较低,受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影响也较小。然而,受到恐怖主义全球化以及转型期国家内部矛盾的影响,中国已不再是全球恐怖主义浪潮中的安全地带。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以“东突”为首的恐怖组织在新疆频频制造恐怖袭击,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1990 年至2001 年期间,“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境内制造了200 余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62 人丧生,440 余人受伤。
  进入21 世纪后,我国暴恐袭击发生区域由新疆向西藏、云南乃至内地扩散。其中2008 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及2014 年昆明火车站“3.1”暴恐事件均造成数百人死伤的严重后果,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2013 年,“东突”恐怖势力组织策划实施了北京金水桥“10.28”事件,驾驶吉普车冲撞天安门游客后引火自焚,此事件标志着我国境内恐怖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西部边疆省份。事实上,在2014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以5.21 分名列所有124 个国家与地区的第25 位,排名甚至还高于作为全球反恐阵营领袖的美国及其坚实盟友英国。由于我国目前反恐意识较弱,也缺乏有力的反恐机制与措施,我国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较为低下,恐怖袭击造成的损失也较大。另一方面,暴恐袭击频发对民众心理造成极大心理冲击,面对种种谣言缺乏判断力,也造成社会混乱和人员伤亡。如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的当夜,即谣传昆明最大的维族聚居区大树营也发生暴恐事件,包括搜狐在内的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引起极大恐慌。
  2014 年3 月以来,广州、武汉、深圳地铁连续发生因谣传“恐怖袭击”“有炸弹”而导致的群体踩踏事件,致数十人受伤。此外,在发生于2014 年3 月14 日的成都春熙路群体散逃事件中,由于传闻有歹徒持刀砍人,导致数百市民沿春熙路一线狂奔逃命。暴恐袭击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危害可见一斑。
  而相较我国受暴恐袭击的严峻现状,一贯标榜独立、不偏不倚的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华暴恐事件时却态度暧昧,以客观中立之名,行双重标准之实,扭曲事实以引导舆论走向,引起我国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反感和强烈抗议。
  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CNN 网在事发后至3 月31 日的区间内共发出关于该事件报道310 篇,其中仅有4 篇来自现场目击,2篇来自采访现场群众,却有多达49 篇来源于采访藏独分子,97 篇援引于藏独组织的话语; 以CNN、BBC 为首的多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媒体巨头更纷纷发表配有数十名中国武警手拿僧侣服装的照片的报道,意在诬蔑我国武警假扮西藏僧侣行凶,为达赖所谓的中国政府阴谋论制造舆论。事后却被证实照片为2001 年西藏武警总队官兵作为群众演员协助拍摄电影《天脉传奇》的现场照。3 月17 日,CNN 所发出的新闻配发了一张经过剪裁的图片,将图中右侧向我国武警卡车投掷石块的暴徒以及左侧一辆燃烧起火的小车全部截去,仅仅留下两名在车辆前方逃窜的暴徒。如此篡改使得图片意义截然不同,肆意行凶的暴徒变成了奔逃的受害者形象。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六家媒体巨头( CNN 新闻、福克斯新闻和纽约时报,BBC 新闻、卫报和每日邮报) 在昆明火车站“3.1”暴恐事件发生后的最早43 篇媒体报道中有多达51.2%的报道轻描淡写地将其定性为“袭击”或“持刀袭击”; 然而在对另一起手法类似的乌尔维奇事件( 两名英籍尼日利亚青年当街持刀杀死一名现役英军士兵) 进行报道时,却仅有16.67%的报道使用“袭击”或“持刀袭击”对事件定性。43 篇报道中仅有1 篇报道将昆明火车站“3.1”暴恐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占比为2.4%; 而在报道乌尔维奇事件时,却有33. 3%的报道使用了“恐怖袭击”的字眼。21%的西方主流媒体报道选择了使用“恐怖分子”“圣战者”“穆斯林激进分子”等词汇描述乌尔维奇事件中的行凶者,而此类词汇在昆明暴恐事件的报道中一次均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39.5%的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使用中性词汇“攻击者”,而这个词汇在乌尔维奇事件报道中仅仅被使用了10.5%。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昆明火车站“3.1”暴恐事件时大谈特谈中国人权问题,称维族人的职业、土地和机遇被汉族人剥夺,维吾尔人憎恨汉人的文化侵略,将中国政府与汉族人描述为侵略者,将新疆和维族人描述为受到压迫的受害者。由此将事件性质由恐怖袭击引向维汉民族矛盾,并将之扭曲、夸大。
  二、西方媒体报道原因分析如同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在西方社会,大众传媒是由精英阶级所支配的,与其利益不同的观点将被边缘化。原始的新闻材料将要经过五重过滤,只有过滤后的符合精英阶级利益的新闻材料才会被付印面世。通过这种途径,政府和占统治地位的个体能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公众。政府和精英阶级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充当发起者的角色,大众传媒充当的是信息终端的角色。西方主流媒体在涉华暴恐事件中的态度反映的正是其国家政府及精英阶级的意志。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在涉华暴恐事件中与我国立场相左的原因主要有: 反恐作为政治筹码的考量; 中国威胁论、反共思维和冷战思维; 中国人权问题; 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需要。
  ( 一) 反恐作为政治筹码的考量
  当今世界,“反恐”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获取政治筹码的一项有力武器。麦古恩提出,“反恐”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在国际社会上获取政治优势的手段。昂乌迪威则进一步指出,将某一行为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完全取决于谁拥有为此行为下定义的力量,当某些国家或组织作出危及他们利益的行动时,这些拥有超然力量的国家会毫不犹豫地给这样的行为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作为如今全球反恐战争的领导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享受着这种无上权威。这种“贴恐怖主义标签”的特权,无论从攻防两端都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 从进攻方面而言,这种特权能使西方国家轻易地将他们的敌人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的名单,从而予以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制裁,甚至直接对其发动军事打击; 从防守方面而言,这种特权能有效地保证其盟友不被列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的名单,从而予以保护。
  ( 二) 中国威胁论与意识形态斗争
  世界语言监控中心的一项专项分析显示,在近十年内,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新闻数量在英语国家中排名第一,并超过排名第二的“伊拉克战争”400%之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 指数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了近30 年,使得中国成为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自2010 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3 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55%。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军费投入从1989 年的166 亿美元增长到了2012 年的1292.72 亿美元,中国军队虽经多次裁撤,仍然拥有居世界第一位的230 万现役军人。艾玛·布鲁姆菲尔德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她认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亚洲近邻和西方国家一致性的焦虑,中国试图利用其高速发展的经济在周边地区扩大其影响力,并在国际层面上挑战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蓬勃发展的力量将威胁地区和平,一个严重威胁西方和东亚邻国的迅速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对抗。出于制衡中国的需要,西方国家无疑将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在涉华暴恐事件上采取与中国相反立场就是其中之一。
  ( 三) 中国人权问题
  中国人权问题长期以来遭到西方国家的大肆攻讦,这也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导火索之一,人权问题几乎成为西方记者采访我国国家领导人必定提及的问题。甚至在习近平主席出访英国时,亦有国际人权组织的抗议者持横幅到习主席访问的曼彻斯特市政厅附近抗议。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 年度人权报告中,中国人权现状受到多方面批评,主要包括: 缺乏对人的完整性的尊重; 缺乏对公民自由的尊重; 缺乏对政治权利的尊重; 政府腐败和缺乏公开透明; 政府关于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涉嫌侵犯人权的态度; 歧视及社会弊端; 贩卖人口和侵犯工人权利。而在著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2013 年年度人权报告中,中国的排名仅仅稍好于“极其恶劣”的9 个国家; 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中国名列第六等( 第七等为最差)。英国政府发布的官方人权报告中,也以“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依然受到极其严重的限制”为由,将中国列入“需要特别加以关
  注的国家”名单。2010 年,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甚至将该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的在押犯人刘晓波,借以向中国政府施压。诺贝尔奖委员会称刘晓波为“民主和人权斗士”,并在授奖时指责中国违反签署的多项国际协议,甚至包括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权利。它声称,中国宪法第35 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要是行使这些自由,肯定会受到限制。刘晓波的获奖使他与达赖喇嘛两人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仅有的获诺贝尔和平奖者,与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并列。讽刺的是,刘晓波与达赖喇嘛两人分别是以鼓动抵制国家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西藏独立而闻名,西方国家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奖项颁发给此二人,其遏制中国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导向昭然若揭。
  ( 四) 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不同于意识形态斗争或潜在威胁论,在中西方交往过程中,领土问题是更为现实与直接的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因素。出于地缘政治战略遏制中国发展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在中国领土问题上制造争端,设法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以达成所谓“力量平衡”的目的。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对此直言不讳: “20 多年来,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因此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军事霸权主义国家。”
  在这诸多领土争端中,西藏问题是一个代表性最强的例子。自1959 年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以来,为在国际社会上博取同情和舆论支持,以达到其所谓“在中国境内建立内部边界和独立国家”的“藏独”之目的,频频窜访西方各国,对西方政要及普通民众大量发表演说。自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达赖见武装独立无望,转而大肆宣讲“民主与人权”“非暴力”“和平独立”“西藏宗教文化”等主题,在西方民众中博得了相当高的声望和影响力。1989 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2005 年入选时代杂志世界百大具有影响力人物,并获得了许多西方政要和名人的接见。在近20 年间,4 位美国总统12 次接见达赖喇嘛,表现出对达赖喇嘛的高调支持,更是提升了达赖在西方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达赖喇嘛被西方媒体塑造成与中国共产党奋战不懈的民主人权斗士、藏人流亡领袖、和平卫士与哀兵弱者的形象。然而正如蒙卡斯尔所指出的,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在于“独立”,人权问题仅仅是披在这个核心问题外的一层外衣,这就是达赖喇嘛的“人权战略”。
  西藏问题事实上是西方国家地缘政治战略中遏制针对中国的手段之一。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西藏雄踞“世界屋脊”,俯视整个南亚次大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对西方国家而言,西藏既是俄罗斯在亚洲南下扩张的重要屏障,同时也对其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故而自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对西藏的渗透和对西藏分裂势力的大力支持。美国认为西藏拥有成为军事基地的潜力,且西藏人相对保守和宗教信仰坚定的特质会使得他们比任何其他亚洲民族都能更久地抵抗苏联人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上世纪50 年代开始,美国中情局便一直在美国境内基地对西藏分裂分子进行特训,然后将他们空投回西藏参与叛乱行动并促使达赖向美国求援。1959 年达赖在中情局特工帮助下叛逃印度后,美国对其流亡政府的资助也从未停止,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达赖喇嘛每年要从中情局拿到170 万美元的资助,用以“训练志愿者和游击队对抗中国的行动”,其中还包括给予达赖喇嘛个人的每年18 万美元的津贴.为支持达赖的流亡政府,美国中情局还派遣特工帮助西藏叛军进行训练,并空投了大量武器弹药。直至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才不再对西藏分裂势力进行直接的经济军事援助,转而采取在国际层面和外交手段上向中国施压的形式继续支持“藏独”。自20 世纪90 年代初,西藏问题上升为中美外交关系中的核心问题。1992 年2 月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8 届会议上,美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妄图通过所谓“中国/西藏局势决议案”失败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3 年5 月签署《总统行政命令》,开出条件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对话,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否则中国便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此举开一国元首以行政命令干涉别国内政之先河。1994 年4 月30 日,美国国会通过《1994-1995 年度财政对外关系授权法》,其中竟声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主权国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其真正代表”。
  在美国不遗余力的支持下,达赖喇嘛及其所代表的西藏分裂分子气焰越发嚣张,先后于拉萨发动多次暴恐袭击,其中1989 年“3.5”事件和2008 年“3.14”事件均造成极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袭击规模之大,手法之凶残,令世界人民为之震惊。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媒体为何在报道和西藏有关的暴恐事件时绝口不谈其恐怖袭击的本质,反以大篇幅采访藏独分子,援引藏独组织的话语,借他们之口对中国内政无理指责了。
  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华暴恐事件时采取双重标准和暧昧立场,其背后正是他们国家意志和精英阶层利益的体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华的疑惧排斥心理,在涉华恐怖主义问题的处理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以此方式淡化涉华暴恐事件的影响,削弱中国在国际反恐格局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以达到其遏制中国的需要。随着涉华暴恐事件频频发生,可以预见,今后中西媒体关于反恐方面的是非之争仍将延续,如何在媒体之战中争取到更多的舆论支持,改善我国反恐事业的国际环境,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方面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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